金融业的核心是服务于资金，而资产管理业务具有天生的资金聚集性，使得投行、律所、审计、评级等金融服务机构都环绕左右，形成自带人气的生态圈。随着近几年上海加速推进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当前国际金融巨头已集聚上海。

10月13日，第一财经和中国银行联合主办的2021上海全球资产管理高峰论坛召开。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资产管理是连接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桥梁，目前上海已经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推进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发展方面，上海正进一步吸引机构集聚，探索改革创新、壮大金融市场，发挥上海综合营商环境优势、优化发展环境以及提升法治化水平。

对于国际投资人而言，在经历了近期各行业的监管政策变化后，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并未下降。当前，外资通过沪港通、QFII等渠道持有的A股市值近2万亿元。方舟投资(ARK Invest)行政总裁、有“牛市女皇”之称的伍德(Cathie Wood)在视频演讲中表示，并不认同部分西方投资人所称“中国变得不可投资”的说法，监管政策的明确去除了不确定性，长期来看并不觉得这是负面的。

国际资管巨头在上海集聚

按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上海将打造“两中心、两枢纽、两高地”，完善和强化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确立和巩固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枢纽;构筑和凸显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和金融营商环境高地;形成国际一流的优良生态系统。

作为中国基金发源地城市之一，上海孕育了中国第一批基金公司、第一批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第一只封闭式基金、第一只开放式基金、第一只指数基金、第一只货币基金、第一只QDII 基金。目前上海正通过更深入的制度创新、更开放的外资政策和更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吸引着全球知名资管机构落户上海。

众多国际资管巨头已经在上海集聚。吴清表示，今年以来，上海一批金融机构获得新增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额度，合格境内有限管理合伙人(QDLP)试点大幅度扩容;1～9月，沪港通下的港股通成交额3.13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60%，跨境投资交易更加活跃。

近两年来，多家资管巨头在上海的展业都取得较大进展。在论坛上，施罗德投资中国区总裁郭炜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与交通银行合资成立的外资控股理财公司，同时施罗德也递交了关于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的申请;摩根资管中国区总裁王琼慧则表示，今年是摩根大通入华100周年，目前摩根大通已经对在华的多个主体实现100%控股，而上投摩根已经是在中国本土运作了17年的基金公司;PIMCO中国WFOE(外商独资企业)总经理周玲玲表示，PIMCO是2020年4家完成管理人登记的QDLP之一，并成功发行了产品;富敦投资管理(上海)总经理张军称，富敦在2017年拿到了WFOE PFM(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自2018年起发行了3只产品，业务主要集中在权益、固收、多元资产，同时也设立了子公司，开展QDLP业务。

吴清表示，到2025年，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要更加巩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系统将会更加成熟，将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投资者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的要求。而当前需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首先，进一步吸引机构在上海集聚，完善生态系统，着力吸引资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各类中介服务机构集聚上海;其次，要探索改革创新，壮大金融市场，依托临港新片区制度创新优势，争取先行先试，依托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新一轮的相关政策和举措，进一步提升资管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性，发挥上海金融市场完备的优势;此外，要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发展环境，瞄准国际化复合型资管行业急需人才，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充分发挥上海综合的营商环境优势。

“资产管理是在所有金融服务机构里最‘以人为核心’的领域。”吴清称，在大力吸引和培育使用国内国际人才方面，后续还会有举措出台。

中国市场具有可投资性

7月以来，中国在数个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金融市场出现一定波动，这一度引发市场讨论。不过，国际投资者普遍认为，中国市场仍具有强大吸引力。

“(这些新规)让我们变得更现实。我认为监管政策的明确去除了不确定性，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伍德表示，“一开始这是一个冲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度削减了持仓，并思考谁会是新的赢家，这些公司的利润结构和盈利能力是怎样的。”

她称，“中国的机会很迷人，创业精神是中国的DNA，一旦这些企业家弄明白了新的‘游戏规则’，他们就会明白如何玩这个‘游戏’。所以长期来看，我们并不觉得这是负面的。”

伍德旗下的旗舰基金方舟创新基金 (ARK Innovation) 资产管理规模达197亿美元，是美国去年表现最好的基金，该基金亦在疫情期间大量买入特斯拉(Tesla)与美国数码医疗平台(Teladoc Health)的股份。根据公开数据，ARK早前曾沽清中概股，但在8月底重建部分中概股仓位，包括京东集团(09618.HK)、百度(09888.HK)及比亚迪股份(01211.HK)。

“当游戏规则明确了，我们做的事情是整合在中国的仓位，我们更倾向于那些我们认为更专注于共同富裕的公司。”她举例称，“比如某电商平台在帮助低线城市的农户和零售商方面做了很多事，这些将来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我们对此很有兴趣。尽管公司利润率不高，但体量会爆发式增长，这也是个很好的组合。”

无独有偶，路博迈集团总裁兼股票首席投资官阿玛托(Joe Amato)在视频演讲中提及，“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与其他发达市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相当一致。”

他称，“比如数据隐私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欢迎中国政府的做法，就像我欢迎欧洲或美国的相关做法一样;对大型科技公司反垄断，这在美国也备受关注，亚马逊、脸书或其他科技巨头对小型初创企业的影响很大。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看到事情如何发展，但我认为中国的这些变化和其他发达市场的底层逻辑是非常一致的，只是一些西方人还不习惯这些变化的突然性。”

外资渐将中国资产视作单独投资类别

一个潜在的趋势在于，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大、在新兴市场中占比高、经济增速相对于发达国家更快，众多国际投资机构已从早年的超低配或不配置中国资产，转为将中国资产作为独立于其他新兴市场的资产类别，并维持增持的态势，这与互联互通机制的推出、金融开放配套政策的完善密不可分。

“以前在欧洲的公募基金不能通过QFII买A股，因为那时QFII机制并不符合欧盟监管的流动性要求(早年QFII备案登记时间周期较长、资金赎回的灵活性偏低)。”意大利资管机构安中集团(Azimut Group)中国区总裁赵柏龄在论坛上表示，“从2014年沪港通以及此后的深港通开通后，QFII政策也逐步放开，才开始有大量的资金流入A股。很多海外机构对A股和港股的配置在这几年有较大幅提升。”

根据他的观察，去年开始，几大海外机构投资者把中国从新兴市场中单列出来进行权益资产配置，而不再将中国视为亚洲或新兴市场的一部分进行资产配置。这些机构投资者多为退休基金，总计资产管理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去年9月，上述机构的A股和港股配置超过美股的配置(11%配置在A股、港股，10%配置在美股)，这是历史上首次。

“以往，国际资管机构会先考虑发达国家配置多少，例如先看美股，再看日本和欧盟市场，剩下的配额留给新兴市场，这其中又要权衡亚洲、南美等的配比，然后再去考虑配置中国多少。“他称，今非昔比，目前中国GDP占亚洲的2/3，因此无需再和其他市场比较，而是被单列出来进行配置，这种趋势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经济结构也在转型，从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创新型经济转变。东方汇理资管集团首席投资官布兰科(Pascal Blanqué)表示，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清洁技术、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等战略性行业将提供新的投资机遇。虽然此前中国的成长股主要是互联网巨头，但随着本土领先企业在创新驱动下的发展，投资者可投资更广泛的成长型公司，从而分散风险。

除了股票，外资也不断加码中国债市。Pascal Blanqué认为，美国最近的超级宽松试验导致通胀上升、货币贬值和风险溢价攀升，中国利率债和政府债券将可能成为正收益的主要“绿洲”。中国市场也将提供更好的多元化收益，投资者并有机会接触未来更高增长的领域。同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国内消费的发展可能有助于减少经济发展对全球贸易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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