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一结果在预料之中，但“负增长”给社会带来的观念冲击和全面影响将长期持续。

2022年，中国人口形势发生转折，出现自1962年以来(近61年来)正常发展状态下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资料图)

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1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人口负增长是出生率水平低于死亡率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在不考虑迁移流动的封闭情况下，总人口规模将由增加转为减少，且持续而难以逆转的人口发展过程。2021年全国人口增长48万的数据公布后，人口学界就普遍预测中国可能在2022年或2023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教授陆杰华向界面新闻表示，虽然这一结果在预料之中，但“负增长”给社会带来的观念冲击和全面影响将长期持续。对此，中国人口学会日前组织十多位学者，召开“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学者们从人口负增长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和影响，以及应对措施等多个维度，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未来进行了解读。

人口负增长的内在逻辑

中国近年来的出生人数和生育率持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此前2010年-2017年基本上在这一水平附近波动。但是，2017年之后短短几年出生人口就跌破1000万。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生育水平已进入世界最低行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指出，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不断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育龄女性规模不断减少。“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的育龄女性规模已从2010年的3.7亿下降到2020年的3.2亿和2022年的3.1亿，“十四五”期间都将持续下降。2017-2020年，育龄女性人数年均减少567万，其中对于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540万。

育龄妇女不断减少被认为是一孩政策的结果。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为独生子女，她们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一孩政策实施的关键时期。

陈卫表示，女性结婚年龄推迟是另一个影响出生人数的重要原因。“七普”数据表明，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0年的24岁上升到2020年的近28岁。女性婚龄大幅度推迟导致结婚女性明显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出生人数。此外，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也是影响近年来出生人数的因素。2010-2017年已婚女性生育率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但是2017年之后转而下降。

陈卫认为，导致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低迷和下降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导致群众生育意愿较低。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全世界最低的，不仅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日韩等生育率极低的国家。

对于中国人口何时进入负增长，有关机构此前做过预测，但都晚于2022年。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21年中国人口数据显示，当年人口增加仅48万。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即将在2022年或2023年出现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宋健也表示，“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全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似乎比原先预计的要更早一些，人口总量达峰时间在逐年预测中不断被提前，相应的人口峰值则不断下调。”

但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宋健指出，历史上中华民族遭遇过多次死亡主导型人口负增长，中国当前遭遇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相较历史上的死亡主导型负增长，人口形势更为复杂，解决难度更大。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大，正负的惯性也大。1992年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内在增长已经由正转负，人口变动主要是惯性增长推动的。

对于未来人口变动的趋势，张许颖指出，依据“七普”数据，经过多情景模拟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年均减少80万，“十五五”期间人口年均减少230万，2031-2040年均减少370万，2041-2050年人口年均减少620万。

“相对14亿人口，2035年之前中国人口缩减规模较小，减少态势平缓。”张许颖指出，但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不断提速，预计2050年之后，会出现年均减少1000万的情况。

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力老化

张许颖介绍，据测算，2060年前中国人口负增长主要表现在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缩减，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攀升。

受60年代出生高峰期人口进入老年阶段的影响，从2022年开始，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快速增长，2021至2030年期间年均增加1300万以上，2025年达到3.21亿，2032年将突破4亿，2048年突破5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020年为18.6%，2023年时超过20%，2033年达到 30%，2050年将接近40%。

此次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从年龄构成看，2022年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较之2021年增加了1268万，增长了0.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一年时间总量增加922万，增长了7个千分点。

陆杰华预计，伴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中国预计将于2035年前后也将从当下中度老龄化社会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他特别提醒，随着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与重度老龄化进程叠加的影响，一方面疾病扩张风险积聚、经济生产活力弱化、公共财政收支失衡、养老福祉保障不足、社会不平等加剧已然是近期可预见的“灰犀牛”式风险；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诸如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也值得警惕。面对“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并行的未来，中国社会有必要对老龄化演进过程中的重大风险加以识别，以形成清晰的认知和前瞻性的应对准备。

“过去关注老龄化，更多关注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少儿人口减少，但老龄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生命周期老化的过程。”陆杰华指出，这既是老年人口比例和规模的增长，同时还包括劳动力的老化，尤其是45-59岁，或者45-64岁人群的比例和规模在增长，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将是一个潜在重大挑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童玉芬介绍，实际上，中国劳动力下降比人口负增长提前了10年。2012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达到了10.06亿的峰值，随后即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劳动力负增长，到2021年已经降至9.49亿人，每年大约减少712.5万人。

董玉芬指出，此前中国劳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出生率和出生人数持续减少引起，随着人口负增长趋势出现和持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会继续下降相当一个时间段，大概到本世纪中期甚至之后，同时劳动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也会继续老化，如果不考虑国际移民，相当时期内这一过程不可逆转。

但董玉芬表示，今后中国劳动力是否会伴随着人口负增长出现严重短缺和不足，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供需等对比，“我个人认为中国劳动力下降不大会出现劳动力的总量短缺，结构性短缺和素质短缺才是应该引起注意和改进的。”

首先劳动力虽然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很庞大。据联合国人口展望2022预测数据显示，中国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为9.84亿，世界排名第一，2035年、2050年、2077年分别为9.31亿、7.59亿、4.58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稳定在世界第二位，到2100年下降到2.82亿，排名是世界第三。

此外，人口负增长时代，可以通过加快促进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尤其是老龄人口中的低龄人口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比较丰富，需要提高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例如通过延迟退休的实施和加强人力培训，提高劳动参与率等等增加劳动力供给。

如何构建有效的生育支持体系？

三孩生育政策出台后，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势必加速这一趋势。

2022年8月，国家1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从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各个方面，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界面新闻注意到，各地已陆续比照中央政策，制定本地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在住房、税收、假期、就业等方面为生育家庭提供具体支持。对于备受关注的育儿补贴，目前全国已有10多个省份和地区出台执行标准，渐成一项普惠政策，且补贴范围正在扩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茅倬彦强调，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形势更为复杂，而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还在起步阶段，基础较为薄弱。各地政策的实施力度、执行难度和落实难度各不相同，政策执行的衔接性以及内容设计的精细程度还有待加强。“过去抑制性生育政策形成的惯性思维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民众对当前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还不够统一，因而从抑制性生育政策转为支持性生育政策的实施难度更大。”她说。

对于如何进行有效的政策设计，茅倬彦认为，关键是建立政府为主导的投入保障机制，真金白银投入，健全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注意到，通过对以往调查数据的分析，流动的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相对城市本地户籍人口来说是更高一些。他建议，让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同城市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动女性育后的就业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料的政策机制，可以把这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成现实。

茅倬彦也注意到了一些新问题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出现婚育年龄推迟、同居率上升、离婚率提高等新变化，带来了新的生育问题。

她建议，未来一个时期，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应该有步骤、分类别、精细化推进生育支持政策的不断完善。可以考虑三大方面的发力，一是在经济支持政策方面，逐步建立以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依据的家庭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降低税率。二是在亲职福利政策方面，明确奖励生育假、陪产假以及育儿假纳入生育津贴支付；根据女职工孩子数量建立有效的用工成本分担机制，调动用人单位提供生育支持政策的积极性。三是在配套服务政策方面，将普惠性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生育关怀力度，将生育相关医疗服务逐步纳入基本医疗报销范围，探索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商业健康保险。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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