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国人口会不会出现负增长？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将举行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按照往年惯例，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将在此次发布会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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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近日中国人口学会主办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上，多位人口专家预测，2022年全国人口或将出现负增长。

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呈现什么特点，人口负增长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有何变化，会不会拖累经济增长？如何通过生育支持政策减少负面影响？一系列疑问待解。

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有何特点

人口负增长已经在多个时期国内多个地方出现。

1983年，江苏太仓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5‰，成为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第一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区域；1991年上海市首次出现负增长，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进入21世纪，江浙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相继进入负增长。近些年，更多省份出现人口负增长。

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指出，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全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似乎比原先预计的要更早一些，人口总量达峰时间在逐年预测中不断被提前，相应的人口峰值则不断下调。

宋健认为，当前造成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是低生育率。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提升生育率是抑制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选择。

在全国层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

原新指出，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起步，到2035年总人口依然会在14亿人以上，到2050年仍在13亿人以上。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认为，我国人口负增长将呈现短期温和，逐步加速的特点。

依据七普数据，经过多情景模拟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人口年均减少80万人，“十五五”期间人口年均减少230万人，2031-2040年均减少370万人，2041-2050年年均减少620万人。2035年之前，我国人口缩减规模较小，减少态势平缓。

那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发展如何

联合国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有38个国家和地区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欧洲(25个，包括俄罗斯、匈牙利等)、亚洲(5个，包括日本、韩国等)、北美洲(6个，多为岛屿国家)。

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介绍，其中，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起开始负增长；匈牙利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间最长，从1980年持续至2021年，四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缩减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人口负增长；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

陶涛介绍，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采取鼓励生育、移民等措施来缓解甚至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并未带来经济负增长。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厚莲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13个国家在经历人口负增长时经济依然保持增长。

其中，有的国家总体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高而经济增长率低。高收入国家的日本、意大利，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低收入国家的乌克兰、波黑等超过3%，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达到5%。

甚至还有些国家是先出现人口负增长，而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

刘厚莲认为，人口负增长并非经济衰退的决定性因素，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是能够并存的。

劳动力会不会严重短缺

我国即将出现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力负增长相伴随的形势。

在研讨会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童玉芬介绍，2012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达到了10.06亿人的峰值，随后即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劳动力负增长，到2021年已经降至9.49亿人，每年大约减少712.5万人。

童玉芬认为，我国劳动力会伴随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和发展而继续下降。

那么，我国今后劳动力是否会出现严重短缺和不足？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供需等对比。童玉芬认为，不大会出现劳动力的总量短缺，结构性短缺和素质短缺才是应该引起注意和改进的。

我国劳动力虽然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很庞大，目前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有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劳动力人口依然有7亿人左右，远远大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总人口。

童玉芬认为，人口负增长时代，可以通过加快促进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尤其是老龄人口中的低龄人口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比较丰富，需要提高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例如通过加强人力培训，提高劳动参与率等增加劳动力供给。

此外，减少劳动力在行业、职业和地区间结构性不匹配也是提高劳动力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

从劳动力需求侧看，随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会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人力，劳动力需求弹性进一步下降，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总量也会减少。

张许颖认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但由于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在2035年前仍会持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是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

降低生育成本

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是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低迷的深层次原因。

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变化，对影响生育决策的一系列因素产生很大冲击，其中生育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提振生育率，就需要推出降低生育成本的相应举措。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建议，在经济支持政策方面，逐步建立以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依据的家庭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降低税率。

在亲职福利政策方面，明确奖励生育假、陪产假以及育儿假纳入生育津贴支付；根据女职工孩子数量建立有效的用工成本分担机制，调动用人单位的提供生育支持政策的积极性。

在配套服务政策方面，将普惠性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生育关怀力度，将生育相关医疗服务逐步纳入基本医疗报销范围，探索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商业健康保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认为，发挥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作用，应当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主要抓手。

段成荣认为，流动的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相对城市本地户籍人口来说更高一些。但是，因为他们处在人户分离的状态，相关的服务和措施不能很好满足流动人口的生育需求。

段成荣认为，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动女性育后的就业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料的政策机制，可以把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成现实。

“我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把这部分需求真正实现，可能有0.1甚至更多一点儿的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段成荣说。

原新也认为，量大、地广、长期的人口迁移流动，既激活了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了人口空间的优化布局，也提升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力自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口大国的空间腾挪优势发挥。

段成荣指出，在就业优先战略当中，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使劳动者能够更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是有效面对人口总体规模负增长以及劳动力规模负增长的重要手段。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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